|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
| 2013-05-24 16:27:00 来源：本网综合 |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毛泽东
思想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5月22日
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能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出现严重失误？
其中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有两点须注意：
其一，革命与建设都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之时，党已经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如何搞建设则毫无经验可言，需要从头开始探索。
两个假设：
假设一：如果1921年中共成立时，毛泽东就担任总书记，遵义会议前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的错误能否避免？
假设二：如果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邓小平就担任党的主席，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能否避免？
其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入而透彻的了解；执政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或虽有调查但并未深入，实际上对情况并不摸底。
革命年代的毛泽东：
“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1958年以后的毛泽东：
“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以1930年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为例
时间 地点 成果
1925年春 湖南韶山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1927年1、2月 湖南湘潭、湘乡等五县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1月 江西永新、宁冈 《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后遗失）
1930年5月 江西寻乌 《寻乌调查》
1930年10月 江西新余 《兴国调查》
1933年11月 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 《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1930年5月的江西寻乌调查。
在毛泽东所进行的调查中，寻乌调查最为详细。他这次调查，主要采取调查会方式。调查会开了10余天。在调查会上，他自己既主持会议又亲自记录。
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毛泽东：《在广州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
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他写的调查报告，设5章39节共8万余字，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
毛泽东着重调查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县城的人口成分及其政治地位；
（二）县城的商业情况；
（三）旧有土地关系；
（四）农村剥削状况；
（五）正在进行的土地斗争情况。
讨论：
近年来，社会上时常出现对土地改革质疑的声音。有人提出：地主其实是当时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为地主集中土地，是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土地改革使土地零碎化，违背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果真如此吗？
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
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
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
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
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还了解到：
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六个月乃至三个月就要付50%的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查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
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毛泽东趁此机会作了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他找了八个刚刚参加红军的农民，开了一个星期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调查会的地点是新余县的罗坊。
兴国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八户农民。对于这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中农与贫农参加革命之所以很勇敢：因为这两个阶层在革命中是得利的。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的利益：
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
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
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斗争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
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的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斗争后，他们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
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阶层：
他们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
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
“由”了老婆（江西农民把婚姻自由的“由”字变成动词，使之区别于旧时强迫的买卖的婚姻，通用于全苏区农民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不到老婆。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
毛泽东后来说：无产阶级（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二者缺一，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发现区乡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一些弊病：
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有群众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时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时理也不理，还要说群众“吵乱子”。
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群众想买没收的东西，向政府里头讲不起话的买不到手，有情面讲得起几句话的才买得到。并且只有比较有钱的人才能买到，雇农及极穷贫农当然无份。
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乡政府总有一个二个女子，区政府总有三个四个女子。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时，也是一样，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
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指定，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如果主席说赞成某人的举手，而有些人没有举手，那么就说这些没举手的人是AB团（AB团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组织）。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但亲自做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
关于调查的技术：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1930年5月。
关于调查会的具体开法：关于开会的对象：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
关于调查会人数：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在做结论时，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个人。
关于调查会应注意的事项：
——定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
——找好典型：调查的典型可分为三类：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
——使对方说真话：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
——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以1958年对冀豫鲁三省农村调查为例
1958年“大跃进”进入高潮后，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已经成功找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有必要从现在起就考虑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由于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公社，因此，1958年春夏，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就已有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陆定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1958年5月19日。
八大二次会议后，一些地方开始将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大社，并将之命名为公社，如辽宁安东县的“前阳公社”，浙江诸暨县城南乡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河南鲁山的“人民生产公社”，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公社”，以及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在这种背景下，这年8月，毛泽东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进行了一次调查。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对话：
……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
毛泽东视察七里营时，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挂在门旁。
毛主席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桃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毛主席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向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主席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
七里营毛泽东视察过的棉田，在“文革”期间修起了纪念室。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了历城县北园农业社稻田。
这里的水稻生长得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果真相信亩产万斤吗？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于是有了亩产七八千斤的小麦，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水稻。那么，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当时对这类高产“卫星”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他果真相信那些离谱的高产“卫星”吗？
毛泽东虽然相信1958年粮食将获得大丰收，但不可能相信亩产万斤。他之所以没有对那些高产“卫星”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默许了这些“卫星”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虽然清楚“大跃进”中存在虚报浮夸，但基于对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肯定和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这种现象。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河北）通县原来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进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表讲话。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1958年9月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要光吃饱。每顿都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山珍海味是比较困难的，可以一年吃两次，国庆节、五一节吃吃山珍海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要吃得花样更多，而不是更少。就是说不是现在这样只是吃馍，一顿吃一斤，将来一顿吃两片馍就够了，主要吃肉食、吃青菜。就是吃的方面，吃要吃得饱、吃得好、吃得花样多，适合于每一个人。
第二是穿，也是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式各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绒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办不到，因为没有那么多狐狸。因此就要发展狐狸，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不行，不养老虎没有虎皮。总会有那么一天，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这就看我们养的狐狸多少来决定。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第四个五年计划，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人民公社通通是高楼大厦，通通是现代设备，并且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园，居住的条件，居住的环境要现代化，要比现代化的城市还好。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赛跑也不行，光坐汽车、火车，那两条腿也成问题了，腿越来越小，身子越来越大。所以每天要跑步，每个人要赛跑，要开展体育运动。但除了赛跑以外，要到什么地方去就有汽车、火车、飞机、轮船。
第五是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演员，都能够上台演戏。将来要出几万个常香玉，几万个梅兰芳。每个人都是作家，都能够写文章，都能够写剧本，都能够写大的马列主义著作，都能够搞科学研究。每个人都是体育健将，我们把全世界的体育冠军通通拿回来。
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样几条：吃、穿、住、行，加上文化娱乐、科学研究、体育，这些总起来叫共产主义。这些看起来在我们国家是很快，不是遥遥无期，不仅在座的同志，你们大多数都是中年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可以看到。
北戴河会议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其突出表现是：
首先是一些地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大刮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共产风”。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别人家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就成了大家的。这个公社只剩下一条还没有“共产”：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位副书记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不共产，说还得请示县委才能答复大家。
其次是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所谓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与工资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加之大办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的吃饭自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与“大跃进”运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下表是1954年至1961年的全国人口统计：
年份 总人口
（万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46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3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毛泽东和全党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之年。
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带队，前往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等。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也专门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要求从现在起，县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将调查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订出制度，造成空气。
随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都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县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的邯郸地区，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京郊顺义、怀柔县。此外，中共中央还直接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调查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此次全党农村大调查中，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派往各地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调查组发现，农民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是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他们在其调查报告中也无一例外地历数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种种弊端，认为食堂不能不散，供给制不能不取消。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发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与草案的不同之处，最主要的在于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
“农业六十条”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快显现出来。1961年起，我国农业生产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续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农村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较之1960年大为减少。1960年全国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9.23‰，1961年则为2.41‰。
为什么建国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没有取得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大的成就？
原因之一：执政之后，行动不自由了，接触群众不容易了。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13日。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毛泽东本人也很无奈。他在1958年3月9日的成都会议上说：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还有其他：一曰化验（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后拥；三曰不许参观，不许游水，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
原因之二：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很少召开寻乌调查时的那种座谈会，并没有真正深入实际，深入群众。1958年8月的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调查就是典型的例子。
原因之三：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虽然也作了些调查，但有的调查是先有判断和答案，调查是为了论证判断的正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干部投其所好，没有调查到真实情况。
“要转变下面的作风，首先要看上面的态度，他看你眼色嘛！看你要什么嘛！不转变作风，就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18日。
因此，调查研究很重要，正确的调查研究更重要。要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就必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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