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刚刚闭幕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完成新老交接的形式和勾画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等系列内容，都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十八大报告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号召全党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要求“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作为参政的党派之一，在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原则基础上，如何开创新阶段、新任务下的合作，其形式和内容同样也是各民主党派值得探索和总结的重要内容。我们要随时反思民盟创始者之一的张澜主席在《发挥高度积极性与共产党团结合作》中所提出的“我们党外人士应该作自我检讨：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利益，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我们曾否主动地以对国事负责的态度来与共产党实行‘民主合作’？ ”“我们是否…‘不愿或不善于’与共产党员进行‘亲密团结’？”，要按照“责在人先，利在人后”的盟员要求，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开创者们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坚持张澜主席的个人品格和政治智慧这盏民盟的指路航灯，推进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党盟合作，按照共产党十八大确定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任务而不懈努力。
张澜主席个人品格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他从不为权位所惑，只求为百姓办实事尽自己责任。北洋政府期间，主政四川八年，获得布衣省长称号，在当时贿赂公行的官场是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了知识分子本色，他的布衣长衫从家乡穿到繁华的上海再穿到北京任中内人民政府副主席。当得起“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评价。
张澜主席的政治智慧概括起来就是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的政治勇气和方法和真诚、坦荡的合作态度。
张澜主席一生本无意为官（有心办学）。他本一贯反对结党，是当时的政治气候要求有志之士来“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并使于抗战期中与抗战军事结束后，均不致再发生内战，损害国家元气，益陷于不易恢复之境”。在他心中，任何政党利益都应无条件服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1941年他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组建，民盟成立时是三党三派，最初是选举职教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民社党的张君劢、乡建会的梁漱溟和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5人为常务中央主席职务，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在成立后无法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辗转派梁漱溟到香港办报，当年10月10日才在机关报《光明报》上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此时黄炎培刚辞职，由作为13位社会贤达之一而参加的先生接任主席职务。其实他是不情愿做这个主席的，因为尽管有共同的组织，但仍各有各的政治立场，都是知名人士。但最终证明也正因为他没有私心和利益，不存在党派间芥蒂，德望足以服人，才成为协调、平衡、凝聚各派力量的最佳人选。其领导方法就是“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先生接手后即决定“冒着被打击压迫的危险”在重庆公开组织，巧妙利用国民参政会召开的时机，以主席名义，率另4位副主席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公开宣布组织成立，宣扬盟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影响。并于次日在国民参政会上联合提出十项主张的《实现民主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这让蒋介石恼羞成怒而说“把我当成宣统了。”而不准提交讨论，先生则自行油印散发。表现了超人的胆识！还于次年1月本着“有容乃大”精神，劝服了那些担心蒋介石打压的盟内成员，成功邀请了被国民党指为“中共外围”的救国会和沈钧儒加入民盟。又进一步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表示“如需牺牲一部分人”“愿为最先牺牲之一人”，何等气慨！特别是在1946年底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独立民盟参加“国大”事而造成了盟的分裂，先生仍然指示坚持了“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决不可稍有变动”，保持和纯洁了盟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