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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鳞爪录
2013-01-11 17:02:23 来源:本网综合
    我在南充这个地级市(原南充地区)从事农村工作多年。其间,除听过胡耀邦同志(时任川北行署主任)一次极其精彩的讲话外,还与一些地区领导同志,包括第一任地委书记孙先余,继后戈润生、卫广平、张涛、苗前明、赵秉经等领导一直到我退休前几年的康咸熙同志,在工作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直接的接触,对他们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言行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至今不曾忘却。
现在,他们之中多数已辞世,尚健在的已至耄耋之年,将那些点点滴滴的陈年往事记下来,无非是借以表达一点对他们的缅怀与敬佩之情罢了。

    一次终生受益的讲话
    1950年秋,我进入地委党校第四期学习,其实这是一次短期培训,是为即将在农村开展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作准备的。培训快结束,一天,校部通知到礼堂听“大报告”。我想,要结业了,恐怕会像过去中学毕业时,校长总得开会讲几句鼓励话,提点希望之类,这次却大感意外,是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来讲话。
    耀邦同志个子不高,年纪就像三、四十岁模样,蓄平头,很精神。他没带稿子,讲话时激情洋溢,还不时做手势、绕讲桌走动,没感觉出他有什么“大干部派头”嘛。他着重讲的是一个立场问题,从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具体到党的政策的立场讲的很透辟。当讲到下一步开展土改时,他突然大声发问:假定在工作中群众要批斗一个恶霸地主,你(指在场听众)举不举手?赞不赞成?不认识的,你会举,如是你亲人、熟人,你会举、会犹豫吗?会按党的政策对待吗?这就是个考验了。耀邦同志这番话,如醍醐灌顶,令我们为之一震,这才意识到立场问题不解决,贯彻具体政策就会摇摆不定,执行不力。其实,在许多大是大非面前,都有个立场问题。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至当时场景至今仍时不时浮现在脑海之中。
    不久,耀邦同志另一指示下达。52年春我调任岳池县委秘书兼政研室负责人,上面传话耀邦同志要求各级政研部门同志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自那以后,我总是老老实实多次反复学习、领会,这样,对于一些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久而久之,也逐渐学会做一点分析,也懂得一点调查研究了,收益确实匪浅啊!
    回想起来,个人的成长,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如何处理好立场、党的政策观念以及工作思想方法这些带根本性问题,其意义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当然,现在不兴讲什么阶级立场了,但“三个代表”这一立场以及政策、法规观念是一定要明确的,工作思想方法也是大有学问的呢。

    孙政委二、三事
    孙先余同志是从部队转来作中共南充地委书记,并任南充军分区政治委员,当时仍一身军服不离身。孙政委这称呼就这样喊开了。
    在地委党校学习时,孙政委也来作过一次“大报告”。他是个瘦长个子,腰板挺直,军帽似乎戴歪了一点,面容显得严峻一些,也没带什么讲稿,围绕清匪反霸这个题目,他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只是烟不离手,时不时抽上一口。他就有关政策问题、具体做法等等进行详细阐述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要求大家务必要明确工作要点,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大土匪,大恶霸要杀上几个,但一定要杀得其人(准字当头),杀得其地(在其罪大恶极之地),杀得其法(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其罪行)。这番话,语言简练,要领突出,概括精辟,太精彩了。至今我之所以一字不差都记得,不仅在其本身意义,而且启示极大,说明对待任何工作都要学会抓住决定其成败的一些关键环节,突出而响亮地加以强调,并着力予以贯彻落实。如果领导本身就没有动手、动脑,把工作吃透,拿着稿子念一遍,“以其昏昏”,想“使人昭昭”那是不可能把工作搞好的。
    开初,听说孙政委爱“刮胡子”(批评人),心中顿生敬畏。后来发生两件小事:一次我去地委机关里面打篮球,与孙政委打对家,双方都很认真,比赛还像模像样的。当他一球在手正准备投篮时,不慎我撞了他一下,以为这下要挨“刮”了,他却连说:“没事、没事”,手一挥示意继续。另一件事,51年秋,岳池县委召开扩干会布置土改复查工作,请他讲话,我作记录。他即席一口气讲了包括土改复查、当前农业、社会治安、干部作风等六七个问题。讲话材料怎么整呢?后来,我确定按一种摘要式新闻报道方式处理。送去审查时,孙政委说他讲得那么“杂”就不整了。他边说边看,突然说:你这个整理还可以哦,同意下发了,接着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不久,听说我们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去地委宣传部,说我什么“清高自傲、不尊重领导”等小资产阶级毛病不少,让我到地委党校去学习,整整风。这时孙政委正好路过,问明后说这人我知道,你们(指地委宣传部)要用哩(这一情节原地委宣传队长,后调岳池县委宣传部的张铁军同志讲给我的,当时他就在现场)。接着就传出我将被地区调这调那,县上知道后立即将我由宣传干事调任县委秘书兼政研室负责人,这可颇有些“因祸得福”的味道了。上面那两件事中给人的印象是,孙政委其实是很平易近人,爱护干部的嘛。后来,我才清楚,外面传说孙政委爱“刮胡子”,确切讲是他对领导干部要求特严,一有差错,便严词批评,但对一般干部则多以宽容、关爱待之,并认为这样,有利于南下(当时领导干部多为南下的)与本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的团结和本地同志的成长。
    孙政委对地委机关所在地岳池县的工作非常关心。土改就是以岳池作为首个试点县,由他挂帅进行的。当“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时,在城区一些单位的一次有关汇报会上见到了他。汇报中一些单位领导讲他们检讨官僚主义几次都过不了“关”,弄得有些“灰溜溜”时,孙政委就领导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那些人“扭住不放”等方面仔细作了询问,略为沉思后说:叫你们先检讨,是让你们轻装上阵。现在却老是上不了阵,这样继续下去不行。那个“扭住不放”当中就有“名堂”咧。上级机关要立即公开讲明,暂停领导检讨,以后再说,转入查贪污、浪费。后来证明,运动很快就深入推进了。这次的现场“旁听”,使我大受启发。对于这种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状况,像孙政委同志那样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置的能力及水平,能不令人为之折服吗?
一次,我参加一个有近万人与会、动员土改的群众大会,孙政委在台上依然是那一手拿烟的“招牌”式动作,一手空中挥舞,就为什么要土改、如何土改等问题作了阐述,特别强调了既要求广大农民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又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其间,全场屏息静听,鸦雀无声,场面极其感人。
    孙在南充工作时间不长,但他是来这块土地“开创新天地”的,碰到的是包括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三反”这样一连串急风骤雨式的运动,他能那样的驾驭全局,指挥自如,带领“一班人”大刀阔斧而又深入扎实地一一抓落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我们这些新干部的启示特别大。工作中,他非常强调政策和组织纪律这些方面。我听说过土改中这么两件事情。一件下面开批斗大会时,发现当地报批严惩一恶霸地主的材料尚未批复时,便电话询问上头,谁知接电话的同志顺口说:“你们还没枪毙呀?”下面丢下电话传说上面在批评了,于是就立即执行了。孙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一查那恶霸当是罪有应得,但接电话者(系一地下党员)乱开口,目无组织,给予开除党籍,并撤销其领导职务。另一件事有个乡发生一佃中农自杀事件,对于佃中农分土地时,有一条政策是在其应分数量内让他挑选优质、肥沃的土地。但驻社干部却不让,双方数次争执,相持不下,那位佃中农愤而上吊自杀了,事情查清楚后,该驻村干部被重判劳改。一时间,上上下下,干部群众都反映:啥都犯得,唯独共产党的政策不能犯。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岳池土改时,我在一分团部办公室工作,北城乡有个村几个农民拿着村农协的信件来团部,要求带城里一位叫柏被浓的人回村交代。我知道这位姓柏的是当地有名的民主人士,并听说是胡耀邦同志心目中川北区重点团结的统战人士之一。这样的人士要弄回村上去,按规定分团部无权处理,便转交至总团部决定。后来,不知怎的,孙政委得知柏回村,很生气,立即派人接回城里,这事把我吓了一跳。事后一查,系总团部一同志“不知深浅”,惹下祸事。孙没“理嘛”该同志,而是把总团副团长兼办公室主任(岳池县委书记)狠批了一顿,叫其要严把政策和组织纪律关。总之,从当时地委机关所在地岳池城乡来看,孙政委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短短3年多时间,在他的带领下,不仅把旧社会那黑暗的天变成了新社会一片明朗的天,而且在政权、干部、城乡经济、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为今后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社会变化之大、之新,令我们感到有些突然,且惊喜不已。

    七年风雨路
    从53年秋至60年春,戈书记在南充工作将近七年。前几年南充变化还是很大的,成绩显著,有目共睹。但随后遇到的运动接连不断,包括审干肃反、反右、“一化三改造”、合作化、公社化、三面红旗、还有三年自然灾害等等,任务复杂艰巨,且极敏感。客观地说,尽管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说是较轻的了。戈书记在领导工作中殚尽竭虑的艰辛程度,煞费苦心的程度,外人不得而知。60年春,他风华正茂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是仅有在南充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位领导同志了。         
    戈润生同志个子偏矮,但身体结实。年龄约莫三十多岁,圆脸、微胖、平头,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他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缝,眉毛弯弯,很有亲和力,一旦谈工作,则一脸肃然。他讲话,思路清晰,语言简练、准确、生动、很少使用什么“套话”“官话”,各项工作的轻重稳急,层次分明,说服力强。
    我是54年5月调来地委政研室的,起初让我具体掌握一下全区农业情况。当年大旱,一天喜降大雨,晚上戈书记叫去汇报雨情,并问及对旱情的影响,我说下这么大的雨,旱象怕是基本解除了吧。他沉吟了一下说,你还是电话问一问各地塘库堰蓄水情况,明早你再去附近看一看开裂的稻田有水没有再说。结果,旱情不是什么基本解除,实际仅是有所缓解,抗旱还不能放松。并按此以地委名义向省委作了报告。这件事使我震动不小,要是按我想当然作出的判断,那必将给抗旱工作带来误导的啊!后来,又亲身经历了两件小事:59年春地委工作组在南充县共兴乡搞了一个什么运动,试点经验报告中有一句话叫“基本上没有发生打人现象”。在一次会上戈针对“基本上”这三个字颇为生气,说你们明明发生过打人事件的嘛,怎么不敢写?再一次,一份将上报省上关于我区苍溪县白山乡养猪致富的经验报告中,提到一户人家,致富后全家缝了好多套衣服,戈书记当时发问:他家哪来那么多定额供应的布票?这些事看起来小,对我的触动却很大,凡事“虚”不得。他为什么要在浮夸风盛行的当下,不放过这些细枝末节呢?
    56年夏,一天晚上,南充城边嘉陵江突发大水,波涛滚滚,势头甚猛。天亮后许多人涌向江边看“涨水”,街上秩序也乱。其间天又下着瓢泼大雨,我上班时心里焦急起来。但很快得知戈书记已赶往江边一带查看,接着传来他的紧急指示:出动军警,劝退江边人群,并维持城区秩序,防止趁“水”打劫;所有机关人员一律出动到指定地点抢救国家财产;社区、街道干部迅速组织力量,帮助沿江居民撤离至安全地带。我们都奉命出动了。听说戈书记和地委一班人都分工把守险段,临场指挥。那场大水,沿北湖公园、地委大楼这一带进水,模范街进水,涪江路这边淹至五星花园银行大楼,整个城区大有一片汪洋之感,到处一派紧张气氛,但秩序井然。当时我和爱人在外租房子住,有两老人,属水淹区,家里情况如何,当然有些牵挂。事后得知,街道安排十分妥贴,家什完好无损,心中甚为感激。整个市区也无一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事件发生,可以说,这场抗灾战斗,充分展现了戈书记那种遇事沉着,处置果断,措施得当,一旦拍板,便雷厉风行狠抓落实的组织领导才能,令人叹服。
    “走,到下面呼吸新鲜空气去。”戈书记说这话时,便是要下乡去了,他下乡,轻车简从,事先不向下面打招呼。有时,他和随行人员都自带被盖,便于就地过夜。县、区、乡负责同志要汇报工作,他总是采取问答式,看看有无“新闻”(新情况、新鲜经验、新问题之类)。55年春耕前夕,一天我跟卫广平同志(时任地委副书记)随他来到岳池县石垭镇,恰逢当地赶集。他去人头攒动的市集问这问那,随即又到区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了解情况,得知当地大春种子、资金及农具等方面问题不少,区、乡重点村大春备耕也无动静,立即把地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当地干部叫来,经过一番“现场”教育,就这样全区各级涉农部门、农村重点乡、社纷纷行动起来,扎扎实实而不是形式主义地掀起了大春备耕、春耕热潮。后来,戈又在岳池、武胜一些村社总结推广了他们在搞好正种作物的同时,大搞增、间、混、种“见缝插针”的经验。省上就此还特地去武胜召开了全省现场会议,予以推广。从54年至57年这几年,戈书记多次运用这种典型引路,现场参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很直观,很有说服力,生动活泼,效果很好。58年初他还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颇具雄心的全区农村实现“八化”(包括水利化、良田良土、良种良法、乡村道路、绿化等)的构想,目的是改善全区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作水平,《四川日报》曾发过介绍这方面的报道。一次,我们在打篮球,戈也来投了几下,突然他说那个“八化”要是省上支持一下就好办了,言下流露出某种失落的情绪。可惜,随后“左”的一套来得太猛,什么“化”也 “胎死腹中”了。
    “要抓得住问题”。这是戈书记对我感触颇深的另一句话。54年一次,我随他去南充县东观镇几个村就贫雇农生产、生活情况作调查,发现问题不少。当时,恰逢地区开县长会,叫我去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他随后到会。我奉命去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提出需要从民政和给点贷款方面来帮助其解决生活、生产困难。戈书记这时插话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他们(指贫雇困农)一心一意跟党走,在土改中“冲锋陷阵”,立下了大功。现在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难道不应该扶一把吗?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根本一条是要从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解决。与戈书记的讲话相对照,我那发言顶多算个就事论事,太差劲了。这时,他对我说“要抓得住问题”咧,这话像是责备,更是提示。另一件事,55年到57年间,按上面要求,合作社由试点到全面“化”,由低级化到高级化,发展异常迅猛,但内部管理跟不上,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向戈汇报时,对下面管理混乱的情况讲得很仔细,但如何解决呢?却老是流露出一种埋怨下面的情绪,说区、乡很多同志不重视,不懂,不去抓之类。这时,戈书记提出的办法使我们大感意外,他主张并很快落实了以下措施,给区、乡两级配备“三员”(会计辅导员、包工辅导员、农技推广员),与管农业的领导一起加以培训,工作中均实行层层实教实学的制度。这样,过去那种管理混乱的局面就逐步扭转过来了。看来,这是我们又一次“抓不住问题”啊!不久,听说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赞同,全省都推行了南充这一套办法。现在,财会辅导员、农技员“两员”仍在。回想这件事,拿今天的话来讲,戈书记出的主意、想的“点子”不就是从体制、机制上来解决问题的吗?
    戈书记对待下面干部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培养、爱护与使用“三合一”,而不是光使用,像是“雇佣关系”那一套,你跟我“干活”就得了。55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合作化“一哄而起”,但内部管理怎么搞,上面似乎也在探索,我们也不懂。一次,戈书记在成都开会回来,给部里带来好几十本有关苏联集体农庄各方面管理的书籍,让大家分工学习,结合实际拿出意见,并到点上试行,再经过实践总结推广,其间他都亲自参加。这样,学中干,干中学,总算闯过了这道难关。其中有关社队干部因公误工补贴的一套办法,得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四川日报》专题作了详细报道。在那些年的几个政治运动中,戈润生同志总是作出一些令人感动的事来。“审干”中有人举报我在解放前读大学期间,跟一位被疑为国民党特务的同学很接近,因而受到审查。戈书记知道后对身边的人说:“他同学是啥人还没搞清楚,他当时不过十几二十岁,又会是什么呢?叫回来上班吧。”(当时在场,时任小南充市农工部长,后来曾任国家林业部长的杨钟同志告诉我的),后来查明那位同学根本不是什么特务。当然,受到戈关心的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审干一结束,戈书记便在他主持召开的地专机关干部大会上,向一些受到某些委曲的同志表示欠意,并以《三国演义》中“古城会兄”的例子说明,事情弄清楚了,还是好同志,使一些同志深受感动。至于“反右”,在一次座谈中,有好几位同志都谈到当时受到过一些过火批判,戈都对他们作了种种思想工作,让其放下包袱。不久,又围绕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来了个“反右倾”。几年前,一次听汤公群同志(时任地委副秘书长)讲,当时戈书记曾悄悄让他去跟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不要在会上乱说”。这是一种明确的“暗示”,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农村经营管理专家”
    我在岳池工作时,便认识卫广平同志了。他中等身材,偏瘦,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爱与下面同志打交道。54年他是地委政研室主任,55年任地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那段时间中央要求“书记挂帅,全党办社”,任务极其繁重。其时,戈润生是一把手,卫为副手,实际工作中,人们赞曰一个“帅才”,一个“将才”,算得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广平同志细致、深入、带头实干这种颇具他个人特点的领导风格也逐渐显露出来。
    有段时间,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对广平同志工作上的某些作法颇有微词,觉着不够利索,“罗嗦”(拖沓,冗繁)了一点。54年冬在市郊都尉乡一次进行农业合作社试点经验总结的会上,“开饭”时间都过了好一会儿,仍未见卫书记结束讲话的意思。咋办?有人要我想个办法。我灵机一动,便去伙房把那位农村老大爷(厨师)请出来,叫他去会场边喊“开得饭了,饭菜凉了!”老大爷中了计,临场一吼,把大家逗笑了起来,卫书记也跟着一笑,手一挥,说“那就吃饭吧”。的确,他主持的会议,要听取到会人员的意见,还有些细到如某些表格如何填、工分牌如何便于社员识别和保管等均要点上几句,时间往往开得长,他讲话也较长。而且什么会议纪要、文件草稿的定稿,还有他的讲话记录等等,他都亲自参加,都得连夜赶出来,以便到会同志带走。他这样的工作节奏有时真有点“废寝忘食”之感,但下面反映极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布置的工作其“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了嘛。一次闲聊中,卫书记讲到地县这样的工作层次,关键在于紧密联系实际,狠抓落实,方方面面都要尽可能考虑细一些,切忌大而“话”之。
    对我们农工部,广平同志也抓得很紧、很细。在他的指导下还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切实有效的工作秩序。不过,并没有见诸文字,算是“潜规则”吧。比如,不许任何人上班迟到,领导同样要“坐班”,如有公务外出须向秘书科“打招呼”。他说这样, 万一有什么紧急事找“头头”,才便于告知,当然也有领导带头“自律”的意思。再如,部里十来号人,分为三摊:一守机关,掌握面上的情况,一驻试点,探索经验,另一跑面调查了解。各摊人员,定期交换。还有,一般情况下半月开一次工作安排的讨论会,并将任务落实到人头。对此,我们戏称是跟农业合作社半个月搞一次短安排小包工的制度一样。试点情况、面上调查了解的情况,均专门安排时间,先作口头汇报,再由本人整理成书面材料备用 。部里这些活动,广平同志都亲自参加。不仅如此,一些重要文件草稿或领导工作讲话稿之类,有时还有戈润生同志,亲自主持讨论,或口授,大家补充来完成。记得有一次,他得知代子芹同志(卫的爱人)上班迟到了,便予当众批评。代解释道解手去了,并生气地反问:“允不允许解手?”。听说下班后两人还为此争吵起来,代甚至挨了点打。还有一次,一位同志调查归来,需要自己整理成书面东西,他原来一直在基层工作,从未动过笔,感到很“恼火”。卫书记鼓励他学着写,慢慢来。后来,他还调往一个局当上办公室负责人,成了一名“笔杆子”。总之,那些年头(从55年到57年),尽管任务重、工作紧、压力大,但工作面有广度,也有深度,很锻炼人,大家还是非常愉快的。回想起来,这种领导带头,带领大家真抓实干的作风,与那种高高在上,摆官架子,与下属单位、干部极少沟通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
    60年冬,广平同志已是地委一把手了。明年农业生产这一仗怎么打?在“三年困难”之后肯定应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农业技术方面没啥问题,关键是要调动全区广大社队干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于是他把农工部的人马(还抽了一些其他部门的)兵分两路下去试点,探索办法。当时,大队一级已成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掌管分配大权),如何把一个大队下面七、八个生产队和千余社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是一个试点。由蔡原同志带队,我们还有几位同志参加,到南充县云溪公社去。生产队原是按人头分配口粮,在口粮低水平情况下,青壮劳力有意见,说他们使的力气多、吃得多,却按“人脑壳”分粮不公平。如果这批“主力军”的积极性不调动起来,还是不行。这个点由广平同志亲自带队,龙汉云、王传道等几位参加,到市郊火花社(原都尉乡改名)去。关于试点,南充多年来有个好规矩,只管实事求是,不受过去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这就有点像现在的“先行先试”了。
    云溪试点组的同志过去大多搞过“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当年在农业社与生产队之间效果还不错,有什么不足之处呢?试点组要求我和李经邦、王启栎先到第九村去座谈,拿出一个方案来。在与村社干部、社员代表讨论中 ,我觉得:过去的搞法存在两大毛病:一是由生产队订计划再包产,谁定的先进,谁包的就高,得奖也就难,生产队感到奔头不大,而且高产队、低产队之间的矛盾就更突出。二是按农作物劳动定额标准计算包工工分,按财务定额算成本,太复杂。广大基层干部、社员都搞不懂,既费时,又不起多大作用。可否试行:一是按稍低于过去三个正常年景下的平均粮食产量作为大队向生产定的包产指标,简称之为“包产包坨坨”,这样生产队吃下“定心丸”后,再去发动社员订计划;二是包工工分,查阅九村有关资料,大体为一个劳动日对应10斤粮食,即以此作为标准计算,称之为“以产计工”,包一斤粮计一个工分。至于包成本,按上面有关调查,产粮区生产成本一般占粮食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即按此执行。然后由生产队自行制定各项财务定额,节约归队,超出队贴。三是改超包产奖励,减包产赔偿为全奖全赔(受自然灾害另行酌处)。当时,我们的同志和九村在场的干部、社员对上述几条都很赞成,尤其是队干部、社员显得有些兴奋起来。就这样,云溪公社试点照此宣传、贯彻落实后,反响强烈,61年农业生产要打个翻身仗的气味开始浓了起来。根据这里的情况,由我执笔起草了《南充县云溪公社“三包一奖”试点情况报告》,卫书记看了,极为赞赏,并立即拍板定案。同时还讲了他们在火花试点也取得了突破,将按人头分粮改为“一二七分粮”,即粮食总数中的七成按人头分,两成按劳动工分搭配、一成按投肥拆款数搭配。社员们向队里投工、投肥的积极性也开始调动起来了。老实说,那时包括广平同志在内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两个试点的办法随即引起中央、省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被视为防止与克服两个“平均主义”(大队分配吃大锅饭、生产队分口粮吃大锅饭)带关键性的政策措施,在全国、全省予以介绍和推广。
    对于云溪以“包产包坨坨,以产计工,全奖全赔”为特点的“三包一奖”试点经验,省委于61年2月份即批转全省各地。3月中旬又在重庆市歇台子潘家坪招待所召开了一次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专门会议。会前一个晚上,省委副书记杨万选同志找了省委农工部两位同志,还有我和蔡原两位(系以云溪工作组名义与会)将云溪原稿长达万多字逐段、逐句、字斟句酌,由杨执笔进行了修改、压缩为七千多字,整整熬了一个通宵才交卷。在地委书记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针对一些领导同志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与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混为一谈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并严肃强调云溪的办法是一个好东西,既可解决掉平均主义,又不搞“凡琐哲学”,应下大力气去抓紧推广、落实。有两个小例子,可以反映当时有关宣传贯彻的一些情况:其一,61年秋,彭修昌同志(后来曾任地人大副主任),从西南农学院农经系毕业后分来部里工作,他对着我说,那时西农全校都在学,但同学们没搞懂,一些教授讲解得也不怎么清楚,早知道是你们,请你来讲一下不就得了。其二,听云溪同志讲,一次有几个社员出差至重庆市郊一个乡镇旅馆住宿,老板听说他们来自云溪,便说这里也在讲你们公社那一套呢,并不肯收他们的住宿费用。不久,党中央也转发了云溪试点经验。后来听说南充两个试点材料,经“浓缩”后,上报给了毛主席。几年前一次,听汤公群同志讲 ,他从《炎黄春秋》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61年春周总理曾来成都,对南充两个克服“平均主义”的试点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年我区农业增产较多,比原来预想的情况还好一些。有这么一件事,南充县农工部试点组最初在一个村开展工作时,干部、社员对云溪的办法反映很好,但在讨论火花口粮分配办法时,一些老年人火气可大了。有人编顺口溜:“好个杜国王(试点组内一同志叫杜国培),不认爹和娘,减掉人头粮,搞个啥名堂”。不想年终分配时,由于队里增了户,老年人尽管人头只按七成分,反而比往年分多了,这下改口说还是现在的办法好啊。
    曾有人称赞说,广平同志是省内数得着的“农村经营管理专家”。我觉得其中“经营管理”这几个字不够确切。表面看,似乎干的都是些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管理上的一些具体事,其实政策性很强,也很敏感。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往往是与阶级斗争、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这样的“紧箍咒”挂钩的。稍有不慎,就会栽个大跟头,犯下大错。不过,从合作化开始,在广平同志的具体带领下,就陆陆续续作了不少“松绑”的事。55年时就推行了田边地角空隙地责任到户,包产或包干上交。不久又将田块划分到户,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农户负责管水、防止鸡鸭践踏庄稼、农活质量验收及少量田间管理方面的农活(如除草等)。60年代中期,允许一些地方队里对农作物种、收实行集中统一调工派活,其余零散管理农活包到户,联产奖惩一定工分。这与后来的包产到户仅一步之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在全国兴起的农村改革浪潮中,我们南充上下认识比较一致,进展也相当顺利,这不能不说是与前些年这方面的若干“积淀”有很大关系。
    记得俄罗斯有个叫屠格涅夫的作家,他在一部书名《罗亭》的小说中极其成功地塑造了罗亭这个“行动的矮子,语言的巨人”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我国40年代有个叫张天翼的作家,写过一篇叫《华威先生》的小说,讲述这位当官的在当年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却成天到处开会,空话连天,一点实事不干。对照一下,广平同志是反其道而行之,甘冒风险,带头实干,绝对属于“语言的矮子,行动的巨人”这类的啊!

    张涛印象
    55年一个晚上,在戈润生同志的办公室里,刚调来不久任副专员的张涛同志(分管财经)正在向戈书记汇报全区财经方面的情况,我因事需请示戈,在旁边坐等着,财经情况需要一大堆数字来说明,张副专员却未带本本,也无稿子,他以清晰、低沉像是说家常的语调,将那些数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这使我暗暗惊讶起来。戈书记听后似乎感到很满意,称赞说:“心中有数就好!”,这使我想起了一些流传的事例。听说陈云同志管中央财经时,一次记者会上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中,即使涉及一些冷僻数字,他也会对答如流,连尾数都报了出来,令记者们大为叹服。还听说毛主席听汇报时,如果汇报者要翻本本才能报出数字时,毛主席会予以制止,并说这些数字我早叫秘书抄下了。我亲眼见到一件事。一次,我随戈书记到东观区作调查,因为事前没打招呼,只有一位区委组织委员坐在办公室里。戈书记随口问他东观全区人口、户数、耕地等几个基本数据时,这位委员均答不上。戈改口问他家几口人、土地时分了几亩地等等,委员都回答得一清二楚。这时戈书记有些动怒了,说:“你是区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全区情况不晓得,自家的事很明白,你当个家长是够格的了”,这话有些重,但“猛击一掌”,免得将来成个“死官僚”也是有好处的。
    过一了段时间,张涛同志调任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主管农业。这样,与他工作上的接触也就多些了。
    张专员身材稍矮,微胖,背微驼,带一副近视眼镜,为人低调,待人谦和,办事沉稳,65年至“文革”前他主要在南部县建兴区蹲点。其间,曾发生两件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当时省上一位主要领导同志来南充作过一段时间的蹲点调查,他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种战略物质的棉花生产问题,另一个是关系民生和市场安排的养猪业发展问题。当时,省内在成都市郊出现了两个棉花高产模范:一是靠稀植高产的罗世发,一是靠适当密植高产的张四洲。这位省领导认为稀植棉田通气透光,单株结桃多,能高产,倾向于罗世发那一套,他曾十分风趣地提出棉花增产的口号是“学习罗世发,打倒张四州”。不过,在南充听了张涛同志认为南充土质较瘦,单株多结桃很难,极力主张适当密植后,曾发生过争论,张涛因之挨了批评。这本来是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嘛,不久,上面传达下来,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周总理根据专家建议还是倾向于适当密植。当年,南充全区数十万亩棉花首次亩产皮棉突破百斤大关,打了个大胜仗。当然,这是后话了。另一个生猪问题,省领导强调要尽快达到亩(耕地)平养猪一头的目标,听说张涛又唱起了“反调”,他认为粮区有可能,棉区办不到,理由是棉区大春一季种棉花,不像粮区种玉米、红苕能产出一大批猪饲料,再次挨了批。上面两件事,我觉得张涛讲的似乎更贴近实际一些,这次一向温和的他却一反常态,敢于坚持己见,颇有点“威武不能屈”的味道呢,由此对他也产生了更多的敬意。古人有“从道不从君”一说,言之有理!

    “当然要研究嘛”
    赵秉经、苗前明两位领导同志,大约都是在“文革”后期来到南充的。赵任地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和农业工作。他走后苗来任一把手。但两人在南充的时间都不长,我跟他俩工作上的接触也更少一些。听说两人都是“老资格”(赵在西南局农办任过领导职务,苗曾是一位老地委书记),但其风格各异。赵书记中等身材,少言寡语,文静内向,举止穿着有模有样,处事从容镇定,很有点“学者”风度。苗书记稍矮点,讲话大声,处事果断,性格豪放,锋芒外露,敢于碰“硬”,对于一些单位违规违纪的事件,发现一起,公开批评,即行处理,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还常在公开场合,甚至在会议主席台上,也卷叶子烟,点燃后“吧吧”地吸了起来,旁若无人,怡然自得。不过,我对这两位领导印象更深一点的是围绕起草一件所谓“大报告”而展开的故事。
    75年春,由赵秉经同志主持,在所属的仪陇县(朱德故乡)召开了全区棉花生产会议,县、区领导参加,规模比以往大一些,意图是要使当年棉花来个大增产,会前由我们部里一位负责同志对棉区作了一段时间的调查,并向赵作了详细汇报,这些我没参加。不过会议我参加了。那时,像这样一类会议,都强调要“议”,先听下面讲,再请几个先进典型讲,然后议一议,最后由领导作总结布置。领导的讲话大致内容一般会前都有个“谱谱”,但尚未形成文字。这时,部里领导叫我来起草,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我想,会前赵也会有调查吧,部里向赵汇报时也会有所建议吧,这些我一概不知,如果贸然动笔,那将是一种应付“差事”的反映。于是坚持要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向赵请示时,他快嘴答道:“当然要研究嘛”。经过讨论后,赵书记作了概括,要我拉出个提纲来,待讲时再展开一点讲就行了。他还说,一次到一个乡镇作调查,乡上干部觉得“县上分系统,区上一笼统,乡上当总统”,上面一大堆工作压来,任务凡重,都该落实,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上面布置工作要实在、具体一些,免得下头“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任务落空。事后一些与会同志反映这次会议开得好,几条措施过硬,针对性强,看那样子,争取当年棉花增产的信心更足了。
    大约在77年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来南充考察,听说看了一些农村水利设施和治山治坡现场,其间有不少谈话指示,当时南充地委书记苗前明同志决定全区要召开一次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结合着赵的谈话精神和南充农村实际,把这方面的工作扎扎实实推进一步。当时设想的会议规模较大,苗的主旨报告需要早作准备。不想这事又落在我的头上来了。赵紫阳同志考察全程我并没有参加,苗有些什么“主意”,开这么大的会议要解决几个什么问题,我均心中无数,于是像前次那样又提出要研究一下。结果,苗同样来了个“当然要研究嘛”。原来我对苗有着一种敬畏心理,不料这次一碰面,他却幽默地说:“你考我来了”,我连忙答道:“是我碰上大考了”。不久初稿拟出来后,苗叫我去办公室,他一反吸叶子烟的常态,拿出一包带嘴香烟来,说是一位战友送的,“咱们来享受一下吧”。然后,对那初稿逐段逐句的“抠”了起来。看看,苗真还有谦和的另一面呢。
    “在其位,必谋其政”。我觉得,领导讲话、总结布置之类当属“谋其政”一个重要方面。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还是领导谁讲谁作主(拿主意),下面的当“参谋”,所谓“笔杆子”,仅是搞点技术性质的文字工作而已。当然,既是参谋又能处理文字者,就另当别论了。不过,有句话还是可以参考参考的:“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

    “我们的康老农”
    在农村改革已得突破,多方面改革蓄势待发的大背景下,康咸熙同志于83年春来到地委书记任上,他这人我认识较早,50年我读地委党校时他已在校部工作了。不久,土改开始,他在总团部,我在第一分团部工作,他还来检查了解过有关情况,54年春调我到地委政研室报到时,是他接待的,并在一起工作了。他身材高大一些,头顶微秃,举止斯文,为人谦逊,不事张扬,工作交谈总是作耐心倾听状,讲话轻言细语,颇具忠厚长者之风。
    我曾多次随咸熙同志下去调查了解情况,均是他、秘书和我“三人行”,也无报社、电视台记者随同,这算是轻车简从了吧。事前也不向任何方面打招呼,这叫“互不干扰”,不干扰当地当时工作安排,也不干扰我们调查。我们目的在于呼吸“新鲜空气”,取得第一手资料,是来“取经”的。如果要听基层同志作情况汇报,那时不兴在会议室里拉上横幅,坐上一大堆“陪客”,由汇报者念稿子这一套,而是谁有“新闻”谁讲,咸熙同志还不时口问手写,挖根刨底,并与到会者讨论一番。
    咸熙同志善于拿典型说事,我就有如下亲历:一次他谈到武胜县啤酒厂与重庆市山城啤酒厂联合一事,县领导因而被人骂为“卖国贼”,这自然是“左”到糊涂的地步了。他还说下乡时看到一些乡镇、街道或马路口,扯有大幅标语,内容是要把违法个体工商户整他个倾家荡产之类。这里的言外之意,对于刚刚起步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补充部分”来说,无疑会起到巨大的负面影响。后来,康接连在一系列大会、小会上对这两件事进行了针对性的“拨乱反正”。这种就事论理,以实务虚的做法,说服力强,效果很好。
    还有一件事,西充县日杂公司与该县仁和乡爆竹烟花生产厂实行产销联合经营,我去了解后曾向康作了口头汇报,认为这种形式,农(乡村企业)、商合作,将产品由原来就近销售变为投入国内外大市场,从而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是一个带方向性的新生事物,值得总结推广。不料,他又听到另一个“版本”,认为该日杂公司对爆竹的收购价太低,其销售价又特高,是“剥削”了爆竹厂,得了暴利,这种联营应予解除,听说县领导还倾向于此说法。康随后亲自到当地作了调查了解,发现日杂公司为提高该产品的质量档次,包装水平以及在产销地举行现场焰火表演,大作广告等等所付出的成本很高,其实净利润水平与生产厂差不多。不过,由于产销量大增,双方总利润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于是当即予以肯定,并在全县会上由日杂公司作了经验介绍,咸熙同志当场点评,要求各地积极加以推广。此后,全区各地农商、农工商之间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横向经济联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既为城镇工商企业建立了可靠的原料基地、货源基地,也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省上有关部门还专门来南充调查后向各地作了介绍推广。一位在省内一大学教书享有全国声誉的经济学权威得知后,也著文给予了肯定与赞赏。
    从84年起,我协助地委常委兼农办主任付金凤同志,参加了地区在岳池罗渡、西充多扶两地有关农业开发和深化农村改革的试点工作。86年以来,从试点和面上陆续发现,围绕“包产到户”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是土地“小调整”调不动了。原来对农户人口变化(出生、死亡、婚进婚出等),由生产队出面,各增或减划一份包产地,需增划的数量,往往大于减数,从队上预留的机动地中解决。但现在机动地划光了,应进地的又多,吵着要地,否则就不完成什么粮食定购及集体提留等任务,而退地户又不退或指划边角孬地没人要。这样,队里常常吵成“一锅粥”,村社干部不好当,也有干部徇私弄“权”给亲友家强行进地,其反映更为强烈。二是当时全区兴起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大办乡镇企业两大热潮。不少基层却定下一条“土政策”,凡外出务工经商办厂和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的、上大学的,他那一份包产地都要退回集体。看看,这问题可就闹大了。三是“小调整”的副作用也特别大,南充人多地少(人平耕地不足七分),但“田边桑,四边果”历来都发展得很好,以至有“果城”、“丝绸城”之称。但一些地方因“小调整”引起砍掉“四边”树的情况也不少,新栽树或搞土地加工的积极性也大大降低了。怎么办?还是到点上去“先行先试”吧。在罗渡镇八村四社一次社员大会上,针对上述问题,我讲了这样几点看法:其一,家庭联户承包不是按人承包,人口变化个把人不影响家庭承包。与其争那几丈地,不如把现有承包地务好些,这比什么都强。其二,农村富余劳力多,要鼓励外出打工,经商办店,保留外出人员的土地承包权,这会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万一在外“穿不上皮袄”(挣不到更多的钱),回来那件“棉袄”(承包地)还在嘛。其三,家庭承包长期稳定不变后,土地可能有的户不够做,有的又做不了,本着自愿互利原则实行“转包”(土地流转)。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有个别户不够吃,可向村干部反映,请乡上调减一点粮食定购任务就行了。其四,家庭承包制不变后,土地当然还是集体所有的,村社干部要按此加强管理,决不能撒手不管。像承包户土地不得买卖,不得转作非农用地等等要严管。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使承包地稳产高产。后来我又将这些意思概括为“三配套”的政策措施,即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稳定农户家庭土地承包权,不搞“小调整”,放活土地使用权(不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可以转包,实行土地流转);强化社队土地管理(服务)权。在那个社员会上,大家讨论认真、热烈,有人问长期不变究竟有好长?我答直到你不愿承包为止,逗得全场笑了起来。普遍反映,这下再不用去扯土地那些“滥筋筋了”,在致富路上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随后,我将点上讨论的情况向康书记作了汇报,他边听边记,并连说:“有道理,有道理”,要求继续研究、试点。经过87年各县(市)大面积试点,西充、岳池、广安、蓬安等县已全面铺开,88年春,他在全区农业和农村工作会的总结讲话中作了肯定,并在89年春以地委正式文件加以确认,从而在全区普遍推广开来。当然,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康在亲自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就有人拿出“调查材料”,斩钉截铁地说不出几年就会有人“饿饭”,以致闹成社会问题。一份省级经济刊物上更有一篇文章(作者系省上一单位负责人),不指名地冲着南充这一做法提出质疑:“看你稳不稳得住,能稳几年?”一次,在地农办召开的会议上,一位同志正在讲他们那里落实农户承包制稳定不变的情况时,突然另一同志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道:“什么长期不变,那就是搞土地私有化嘛!”顿时,全场目光一下子转向了在场的我。看来,“不争论”是不行了。我当即反问道:“自留地就有好几十年没变过,那地算私有的吗?”言简理明,一语中的。那位同志无言,默默落回座位。当时,金凤同志轻声对我说:“你话是否重了点哟?”我答他甩来是顶大帽子呀!其实,在地区政研室和农办内都有同志持有异议,咸熙、金凤同志均不为所动。随后从省上又两次传来“南充在搞土地私有化那一套”的传言,其中一次是一位省领导来南充考察工作时直接传与咸熙同志的,说临走时有老同志托他带那么一个口信,提醒一下。针对这些,康都一再表明他坚持这一做法的立场和理由,还在一次省委地(市)书记会议上作了专题说明,得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的支持。同时,全国农经界权威刊物《农业经济问题》也发表了咸熙同志的相关文章,新华社《内参》也发了相关报道。听说农业部也有专家还来南充考察过,表示关注。听说94年(我已退休)中央一正式文件中清楚地写明“家庭承包土地长期稳定不变”和“实行土地流转”两项政策,并要求给社员户发放土地承包证后,情况就发生根本变化了。当时,一位从基层调来农办工作的同志,在同我的一次闲聊中他突然问道:“你们当年提的办法怎么后来与中央的接上轨了啊”,我沉思了一会说:“来源于实事求是的东西,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
    当84年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南充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往何处去?这是咸熙同志着重考虑的另一个大问题。当然也是我们罗渡、多扶两处试点一个紧迫的探索课题。南充是一个农业大区,当时人口耕地及粮、棉、油、麻、蚕茧、水果等在省内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地方工业又以食品及丝绸、服装为两大支柱产业。那时国内外投资多集中于东部省份及沿海沿边一带,而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大,同时我们不少地方领导中又冒出一种“农业可以放一放了”的情绪。在上述背景下,南充的农业还必须一以贯之,继续抓下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大力推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农用工业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我觉得不这样作又怎么办呢,势在必行啊!听说有人认为那时“农业抓多了”,显然是有失客观的。
    咸熙同志对两个试点的要求有两条:一是要探索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问题。其实是要改变“温饱型”所形成的“粮、猪”型单一产业结构,同时注重改善生产条件、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等等,从而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综合效益,推动农业由自给、半自给向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这就有一个整合城乡力量,进行综合开发的问题。二是要提倡各地“各打各的优势仗,各念各的致富经”。也就是说在南充这种多层次丘陵地区、南北差异又较大的情况下,要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水土光热等农业资源及交通条件,因地制宜来搞开发。另一方面,康还要求各县(市)、区、乡层层都搞点,地区春、秋两季定期召开全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会前先由地、县试点开个小会作准备)。同时,地县涉农部门(包括传统支农单位、农产品加工企业及经营大宗鲜活农产品的企业等)都参与农业开发。从85年开始直到我90年离开工作岗位的几年间,形成了这么一个“以点带面,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工作格局,农业开发也逐渐开展起来。地区试点之一的罗渡镇,位于渠江岸边,岳池、武胜、广安、合川四县交界处,历来商贾云集,又属“鱼米之乡”,田多土少,开发侧重于稻田深度开发和以商兴镇。我们对当地原有的“稻、笋、鱼”循环共生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大面积推广,效果很好。但一次省上有农业专家来此考察,认为水稻和高笋均系高耗肥作物,不宜共生,康亲自到会表示了不同看法。地区另一试点多扶镇,地处中丘,位于西充与南充近距离交界处,有近郊农业优势,丝绸及服装业、砖瓦厂等也有一定基础,土多田少,侧重于旱地的立体利用,大搞旱地深度开发,建立“两红”(番茄,海椒)基地,并发展水果、蔬菜、家禽、养鱼等副食品项目和实行以工兴镇。一次康听说县里一些机关单位在多扶拉砖修房子,长期未付款,便叫厂里开出欠帐清单,批给县上,很快就解决了。总之,各地都实打实干,成效也逐渐显露出来。后来,咸照同志将南充几年来的搞法概括为“联合服务,综合开发”,并以此为标题撰写的一篇文章,刊载于《农民日报》,向全国作了介绍。省上一次农村工作会上,也让南充就这方面作了专题发言介绍。听说,杨汝岱同志曾在一次会上,带着赞许的口吻,又颇风趣地当众称呼咸熙同志为“我们的康老农”,建议康写一本有关丘陵地区如何发展农业的书,由他作序,后来听说都兑现了。
(张良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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